正东碑亭

  东碑亭建于清乾隆年间,重檐歇山顶,海水江崖石雕地面,亭内立乾隆五十年(1785)《祭历代帝王庙礼成恭记》碑,通高7.54米,满汉合文。

  这篇《御制祭历代帝王庙礼成恭记》写于乾隆四十九年。

  一向“好大喜功”的乾隆帝在碑文一开头谦称自己为“小子”。他说:我这个小子已恭敬地遵循康熙帝的英明教诲,增加了入庙祭祀的历代帝王,于今年二月春祭的吉日,恭敬地捧着神主安置在历代帝王庙中。

  致祭完毕,记不全祭祀了多少帝王神灵,返回后恭敬地记下:康熙帝的圣明,完全似父皇雍正帝所称的那样无以复加,确实显出大公无私、极其明智,没有一点私意掺杂其中。

  所谓历代帝王,系自开天辟地以来所有君王的通称,没有高低的区别和憎恶彰善之意在内。如果帝王庙所祀帝王也有高低之区别、憎彰之倾向,就必然会有进有退,即有的进入,有的撤出。这样一来,是与非,好与恶的纷争就惹起来了。入庙者被奉为主子,撤出者被视为奴才,将没有一个标准。倘若要区别高低、憎恶彰善,就连商汤王、周武王也会因行事有误而内心有愧。要是慎重到如此地步,那么除了三皇五帝,能入祀的帝王还有几个呢?这不是祭祀历代帝王的本意了。所以康熙帝要说:只要不是无道亡国以及被臣子杀死的帝王,都宜入庙崇祀,道理就在这里。好比射箭,康熙帝只拉满弓而不射出,他的这一思想未能进一步阐述,我这个后生小辈敢不恭恭敬敬地引伸他的意思吗?

  接着,乾隆帝在碑文中回顾历代帝王庙祭祀礼仪的变革过程。他说:从明洪武年间在南京建立历代帝王庙以来,北京仿效南京,所崇祀的历代帝王寥寥无几。嘉靖九年废止南京历代帝王庙祭典,而建历代帝王庙于北京。当本朝世祖定都北京时,顺治帝幼龄即位,各种事项都需抓紧整治。那时候议礼大臣在商议历代帝王庙的所祀帝王神像的位置次序时,也很有些出入。而皇祖康熙帝谕旨的颁布时间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也临近他驾崩的时刻,因而各位大臣未能仰遵皇祖的圣明之意,商定的意见也很不值得一论。我去年翻阅《大清通礼》才详知这件事,所以命大学士、九卿重新会商增祀历代帝王之事,而准备于仲春亲自到帝王庙祭祀所增入的各位帝王神主。

  再接下来,乾隆帝通过增入或撤出的具体帝王功臣的个例,阐述他的祭祀理念。他说:洪武年间祭历代帝王有统一帝系的公道,嘉靖帝撤了元世祖这是一种偏见;顺治初期祀辽金之主,排斥前后五代之帝王,那也是议礼大臣的偏颇。唯康熙帝大公大智,明示千古。所为天下者,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南方的、北方的、中原的、四夷的人所能私有。舜是东夷,周文王是西夷,怎么能因东、西为由将他们从中国古代帝王中分离出去呢?

  乾隆帝据此认为:一时的议论虽可诡变,永久性的观点是不可有伪诈的。历代帝王皆祀于景德殿,他们有德行还是无德行、南朝的还是北国的、中原的还是四夷的,是一家人还是非一家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些可以作为榜样,那些可以引为训戒,死后要入庙而祀的帝王,有谁不因憧憬而深思,不因警惕而害怕!这样一来,即使不明示区分高低、彰善憎恶,而已寓有区分高低、彰善扬恶的意图于无穷了。假如有不因憧憬而深思、不因警惕而害怕的帝王,就是无道之辈,必定不能入帝王庙。

  在最后,乾隆帝告诫后人:我大清国子子孙孙,祈求上天保佑长命,以至万年无疆的庇荫者,更应当以不入庙祀为危急。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千万小心根基的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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