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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地区民航的开通与宜昌民航机场修建历史

http://jipiao.oklx.com 2007年10月21日       

  1996年10月20日的宜昌市猇亭区黄龙寺,阳光洒遍大地,欢快的乐曲烘托着人们激动喜悦的表情,一派热烈而又隆重的气氛。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和副总理邹家华、国务委员李贵鲜专程前来宜昌,为新建成的宜昌三峡机场剪彩。这座现代化民用航空机场的建成和启用,对于长江三峡水利水电枢纽的顺利建设、对于宜昌市的扩大开放开发和建成国际化大都市,都将发挥巨大作用,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然而,在长江三峡地区开通民用航空线路和与之相应地在宜昌修建飞机场并非自今日始,历史的轨迹也许还不为人人所熟知,姑且将几十年来的这段旧闻介绍给诸位读者参考。

  长江三峡地区的民用航空,在七十五年前开通了宜昌与上海之间的直达航线

  长江三峡由于其地形特征决定了其交通要道的重要地位,但水陆运输环境又属异常的艰难险阻;宜昌城则是地处长江上、中游的分界点和西陵峡东口,位居“长江左岸适当激流之下”的优良港埠。从而在客观上提出了开办民用航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以中国航空公司的创立为契机而兴起。1929年4月20日中国航空公司与美国航空发展公司签订航空邮务合同时,虽有某些上层人士以“有损领空主权,妨害国防,并违背国际公法”为由表示反对,但南京国民政府依然于4月25日拟订了全国航空交通干线,其中(南)京拉(萨)线在湖北省境内便有武昌、宜昌两个站点,并要求在次年3月建成飞机场。同年7月16日,孙科与美国航空发展公司代表就100万美元的航空借款正式签字,7月30日美国轮船便将美国飞机5架运抵上海。

  1930年2月6日,中国航空公司与美国飞机运输公司草签的航空合同,被军政部、财政部、交通部和参谋本部合议所否定。美方旋即派出代表来南京与中国航空公司洽谈修改合同事宜。同年7月8日,交通部长兼中国航空公司理事长王伯群同美国飞行公司代表波林在上海正式签订中美航空合同,决定组建股份有限公司,额定资金1000万美元,以“中国航空公司”名义经营,总部设于上海。

  同年9月12日,中国航空公司由美国飞行员驾驶水陆两用飞机“九江号”试飞沪渝航线,因途中受阻未能到达重庆,便在宜昌的长江水面降落,故被人称为“水上飞机”。宜昌广大市民首次得以近距离观看飞机,场面十分热烈,宜昌《鄂西中山日报》曾做专题报道。

  “九江号”在宜昌停留三天后折返汉口,中国航空公司随即决定暂停飞渝计划而先开沪宜航线。王伯群得悉飞机赴渝受阻事态后,即电询四川当局,据接复电称:“对飞行事业极表赞同,惟事属创举,又值国内军事未终,恐川人少见多怪,易致误会,请先派员解释,较为妥当。”交通部随即派员前往四川处理。1931年3月30日,中国航空公司“汉口号”飞机由上海直飞宜昌,从而沪宜线正式通航,沪、宁、汉各大报纸均在显著位置对此做了报道。

  首飞宜昌的飞机降落在“水上机场”,踊跃的宜昌人民得以近距离观赏,并称其为“水上飞机”

  首次通航的沪宜线路,由于宜昌尚未修建陆地机场,加之又是使用的水陆两用飞机,便选定在美孚油栈处(亦即今宜昌港务局之所在)附近的长江水面为“机场”。其班期为每周二、四、六由沪飞宜,周一、三、五由宜飞沪。当时中国航空公司共有飞机5架,每架次可载乘客6名和邮件400磅。中国航空公司在滨江路42号设立宜昌事务所办理客、邮业务,并在机场附近设置囤船一艘和邮件仓库一间。此前的当年1月,在二马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宜昌办事处内的中国旅行社宜昌支社,即已开始办理经售宜昌及各航线飞机票的业务。

  前述交通部派员赴四川交涉后,沪蓉线之汉渝段于1931年10月21日开航,途经沙市、宜昌、万县三个站点上下客货。班期为周三、六上行,周四、日下行。经常飞行的为“九江号”、“洛宁号”水陆两用飞机。旋即沪蓉线特快航班开通,宜昌为中程站,班期为周一、三、五西上,周二、四、六东下。

  中国航空公司宜昌办事处为扩大宣传和广揽业务,除在《宜昌国民日报》刊登广告外,还与宜昌邮政局密切协作运载邮件。又于1936年在交通部门统一安排下,同宜昌各家银行联袂出售有奖“航空公路建设债券”,并于是年3月6日首次开奖。而且这样的活动经常开展,从而扩大了中国航空公司的影响,业务得以进一步拓展。

  以原川汉铁路宜昌火车站旧址改建成的铁路坝机场,为中枢要员光临宜昌和为宜昌商贸运输、人员旅行带来极大便利

  1934年冬至1935年春,湖北省第九行政督察区专员兼宜昌县县长罗经献,奉命以宜昌县政府名义征集民工将原川汉铁路宜昌火车站旧址(时称上铁路坝)改建成飞机场,称为铁路坝机场。机场宽580米、长735米,延伸跑道长1000米,起降意大利双翼型飞机,一段时间为“道格拉斯”飞机,可载乘客20名。同时该机场亦供军用,1936年就驻有中国空军第五队。

  铁路坝机场建成后,中枢高官和知名人士频繁来往。1936年4月12日,蒋介石由武汉乘飞机来宜昌视察(当时宜昌没有委员长行辕),15日离宜赴渝。1937年12月,荆宜师管区司令蔡继伦去武汉加衔兼任宜昌警备司令后亦系乘飞机返回宜昌。1938年5月和10月,为抢运积压在宜昌港待运的大量从沿海迁往大后方的工厂机器设备、原材料物资和大批向后方疏散的难民,交通部次长卢作孚(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两次乘飞机来宜昌亲自作紧急调度指挥,从而胜利完成运输任务,史称“宜昌大撤退”。同年8月1日,汪精卫夫妇由武汉乘飞机来宜昌,再换乘军舰赴重庆。1939年9月中秋节前夕,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由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主任黄仁霖、副主任杜修庭陪同乘专机来宜昌慰问抗日将士,江防司令郭忏等宜昌军政要员到机场迎接。翌日,宋氏三姐妹乘专机返渝。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航空公司总部由上海迁至重庆。是年底,因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沪蓉线和沪汉线班机取消,却增加了汉宜线和宜渝线的班次。当时大批军政要员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经由宜昌入川,因此除直航者外,宜昌的航空运输任务异常繁重。武汉沦陷后,汉宜线被迫停航,而宜渝线不仅坚持飞行而且更为繁忙。

  1938年1月24日,日军飞机首次空袭宜昌,铁路坝机场首当其冲,停机坪上6架中国空军战机被炸毁,整修机场的民工和市民死伤200余人。此后日机更频繁轰炸,中国航空公司班机难以正常安全运行,宜渝航线便于1939年5月被迫停飞。铁路坝机场至此关闭,中国航空公司宜昌事务所宣告撤销。长江三峡地区的民用航空事业也就此夭折。

  中国军队缴获的日军飞机“天皇号”飞经宜昌时,降落铁路坝机场的计划虽然未能实现,却在宜昌上空绕飞三周,向宜昌军民致敬告别

  武汉沦陷后,日军旋即侵占江汉平原广大地区。1939年1月,日军第十三师团一部在襄河(汉江)以东沿汉宜公路进犯。1月31日,日军华中派遣军陆军航空兵“天皇号”指挥机边长渡边广太郎大佐率领所部分乘9架轰炸机配合地面部队向荆门县的沙洋攻击,中国军队第四十四军第一四九师第八九三团团长李禾农指挥全团重机枪向敌机射击,“天皇号”被击中坠落在沙洋镇东北约10公里的襄河东岸,渡边广太郎大佐和藤田雄藏少佐等六人跳伞后,打死船工并抢得木船一只,企图从襄河顺水而下逃往敌占区。中国军队乘船拦截,渡边等一边向中国军队开火,一边将随身携带的文件等物抛入河中。中国军队将敌六人悉数击毙。收缴文件、地图、日记、手枪等70余件。在渡边广太郎的日记中有他曾指挥日机两次轰炸重庆的记载,在他的军刀上刻有“天皇御赐”字样。

  对于所缴获的日军指挥机“天皇号”,中国航空委员会得悉后,立即派出成都空军第八修理厂修造课课长黄渭雄空军少校率领的15人火线抢修队火速赶到沙洋,现场见到的是一架大型飞机,内部设备很豪华,机头用白漆恭楷写着“天皇号”三个大字。两翼下面及机身后侧漆着日军军徽。飞机虽多处受炮火击伤,但尚能修复。于是抢修队采取白天隐蔽、夜间修理和严格保密的原则,经过两个多月终于将其修复可以飞行。计划先飞到宜昌再作一次检修后,飞往四川大后方彻底大修。

  1939年仲春某日,航空委员会派出的优秀飞行员李英茂空军少校(出生朝鲜南部,时在中国空军服役,后曾任韩国空军总司令)到达沙洋,油料亦已运到。为了防备日军飞机的侦察和截击,报经航空委员会批准,预定某日晚先将飞机飞到宜昌铁路坝机场略事停留并全面检查后,次晨黎明继续飞往重庆。由于在沙洋买不到快干油漆,临时用黄泥将日本空军标志和“天皇号”三个字涂掉。孰料黄泥经空中水蒸气冲刷,已复现日机旧貌。加上此事属于严格保密,未能与宜昌当局联系,当飞机近抵宜昌上空时,地面防空炮火猛射,市区施放紧急空袭警报,机场立即关闭。但由于担任驾驶机长的李英茂飞行技艺高超和机智勇敢,在长江边觅得一处因枯水季节裸露出的沙滩权可作为临时跑道进行返降成功。当晚请宜昌有关方面送来蓝、白两色快干油漆,将飞机上的日本空军军徽改绘成中国空军军徽,将“天皇号”改为“沙洋号”。翌日晨雾刚散,将飞机推到沙滩尽头,李英茂驾驶战利品“天皇号”(“沙洋号”)飞机加大马力强行升空。并在宜昌上空绕飞三周,向宜昌军民致敬告别后,沿长江低空径直飞往重庆。

  日本占领军为轰炸中国陪都重庆和大后方,在土门垭修建机场作为中转基地。新中国成立后,土门垭机场被改作民航机场

  1940年6月12日宜昌城及其以东地区沦陷后,铁路坝机场立即被日军所利用。日本新研制的具有重量轻、速度快、火力强、机动灵活性、续航力远等优点的“零式”舰载战斗机13架于是年7月抵达汉口投入侵华作战,即以宜昌为中转基地,编队空袭重庆。此后不久,日军第十一航空队的中型攻击机200架也是利用宜昌铁路坝机场为中转基地,对重庆和中国战时大后方进行长时间的连续大轰炸的。为粉碎敌机此种罪恶行径,中国军队驻三游洞的中央炮兵第二团二营三连于是年8月8日使用普佛斯山炮20多门齐射,轰击铁路坝机场,击毁停机坪上的日机12架,迫使日军从是年9月起不得不停止对该机场的使用。日军继而于1941年强征中国劳工在距宜昌城25公里的土门垭另建机场,继续对中国作战部队、军事设施和广大城镇进行攻击和轰炸,但敌空军继续遭到中国军队的反击。1941年9月长沙会战中,中国第八军荣誉第一师袭击敌军刚建成的土门垭机场,击毁敌机2架,击损10架。1943年5月鄂西会战中,在中美空军联合轰炸下,使该机场严重损坏。日本投降后,土门垭机场房屋曾一度被用作湖北省第六(宜昌)高级中学校舍,而铁路坝机场则成为了荒坝,完全废弃。

  战后,要求恢复宜昌民航机场的呼声日高。时值三峡水闸工程经美国大坝专家萨凡奇博士实地勘察,并与美国著名空军将领陈纳德的联系和其推荐,三峡航测由美国费其文航测公司担任,中国派飞机协助。至于民航事业,迟至1948年6月,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才派员来宜昌筹备航空站,而其负责人田文超竟称:“恢复宜昌航空站成否决于宜昌人。”时受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的困顿,宜昌人根本无能力聚集大量建设资金,恢复宜昌航空站遂成泡影。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中央军委民航局决定修复启用土门垭机场,翌年即用作民用航空正式开航,供国产“运产”型以下各机型日夜起降,并在宜昌市内设售票处和候机室,专车向机场接送旅客。除1960至1963年机场短暂关闭外,40年间有宜昌至武汉、宜昌至北京和宜昌至广州3条定期航线航班。机型最初有“安二”、“运五”,后为“伊尔十四”、“运七”、“肖特360”等。并承担宜昌至全国各地的不定航线、航程、航班任务,随时包机飞行。为三峡地区和宜昌的客货运输和农、林、化飞播以及旅游、急救、测量、探矿、摄影等专业飞行作出了重大贡献。

  宜昌三峡机场的建成和启用,揭开三峡地区和宜昌市民用航空事业的历史崭新篇章

  早在1985年筹建三峡省时,宜昌市人民政府即提出建设一座大型现代化飞机场,并建议选址枝江县猇亭镇(后改为宜昌市猇亭区)黄龙寺,场名初称“黄龙寺机场”。经国务院、中央军委于1993年批准,1994年9月正式开工并由李鹏题写“宜昌三峡机场”的场名。机场位于市中心东南26公里处的黄龙寺,距兴建中的三峡大坝60公里,东邻焦柳铁路,南靠长江黄金水道,北接宜黄高速公路,与市中心和三峡坝区有高速公路相连,交通极为方便。

  三峡机场按照国际民航4E级标准规划,按照4D级标准建设。机场占地10平方公里,跑道长2600米、宽45米,可满足波音737、757、767和A310-210、TV-154、MD-82等主要机型的起降。年旅客吞吐量可达140万人次。它以其建设速度快、投资省,并以其全部合格或优良的工程质量、建筑物的新颖优美设计、现代化的先进电脑管理,特别是以其相对海拔高和四周净空条件好的优势取代土门垭机场。它既是一座与国际接轨的大航空港,也是宜昌未来的一处重要旅游景点。1996年10月28日“宜昌三峡机场”的正式启用,揭开了长江三峡地区和宜昌市的民用航空事业的历史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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