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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出访美国空中历险

http://jipiao.oklx.com 2007年10月21日       
徐柏龄历任共和国三代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的专机机长,是我国第一位飞国际航线的飞行员,曾驾驶过波音747等17种大小机型的飞机,飞过100多个国家,拥有40多年的安全飞行经验,安全飞行1.3万多小时,并曾执行过基辛格秘密访华专机领航等特殊的飞行,因此,很多人称他为中国历史上重大事件的见证人。下文摘自《海上文坛》2000年第1期,张景明文。

  1979年1月28日是中国的传统的节日——春节。正当全国人民都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气氛中时,邓小平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从北京前往美利坚合众国。

  根据国际惯例,凡国家间没有建立通航关系的,应由对方派出领航人员,对专机进行领航。按约定,美国政府派出两名领航人员,先一天抵达上海等候。我方的专机需从北京出发,经停上海,取道安克雷奇,最终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总距离14343公里,计划飞行16个小时。

  经上级领导决定,徐柏龄担任该次任务专机领队,尹淦庭任机长,任德珍任乘务长。然而偏偏天公不作美。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飞行从开始就不顺利,碰到了诸多复杂天气。最令人伤脑筋的是上海的大雾。那天邓小平登上飞机后,徐柏龄立即与塔台联系,请求“开车”,但塔台指挥员不同意。因为收到的气象资料显示,上海虹桥机场能见度只有100米,不符合飞行标准。徐柏龄随即向邓小平作了报告。小平同志望着机窗外欢送的人群,仿佛在自言自语“天气这么冷,这么多的老同志来送行,等久了怎么受得了啊!”徐柏龄马上建议:“能否先将飞机滑出去,等欢送的同志们离开后再滑回来。您看行吗?”邓小平连声说:“那很好!那很好!”经塔台指挥员同意,飞机滑出停机坪,在跑道上转了一圈。当欢送的同志都离开之后,飞机重又滑回原处。

  这时传来了上海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大雾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徐柏龄只得再次走出驾驶舱向邓小平报告:“上海的大雾愈来愈浓,能见度只有一二百米,飞机一时走不了。请首长放心,张廷发司令员亲自在空军指挥所坐镇指挥,我们先研究一下,请您下飞机稍休息一下,行吗?”

  邓小平看了一下手表,脸上露出焦急的神色,但语气依然那样和缓,“美国方面计划都安排好了,走不了,耽误了行程那怎么成。”

  “我要马上想办法,采取措施,争取尽快起飞。”徐柏龄深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级领导人首次访美,意义重大,举世瞩目。如若耽误行期过多,必然招致国外的种种猜测,台湾也会借此兴风作浪,造成不良的国际影响。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

  在邓小平一行下机后,徐柏龄连忙朝现场指挥部奔去,同时暗暗地告诫自己:要冷静,要沉着。既要争取时间,更要保证飞机安全。

  现场指挥部内气氛非常紧张,仿佛快要凝固了似的。在场的空军刘世昌副政委和王定烈参谋长、民航总局沈图局长和王静敏政委以及民航北京管理局吕正哲局长、张瑞霭副局长、孙树峰政委等领导表情严肃,心急如焚。大家绞尽脑汁,各抒己见。方案一个个提出,又一个个被否定。经反复权衡,最后决定——加油直飞东京。

  由于从北京飞东京要经上海,届时倘若天气好转,则降落上海;如上海天气不好,则丢下美国领航人员直飞东京,加油后再飞美国。决议形成后,大家马上分头行动起来。

  徐柏龄将研究结果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小平同志表示完全同意。在各部门紧张而又短暂的准备之后,飞机终于从首都机场腾空而起,朝上海方向全速驶去。银燕飞越济南、泰安后,专机组陆续收到上海发来的天气实况,发现上海的大雾似乎正在消退,能见度逐渐好转,由200米提高到800米,之后又提高到1100米。驾驶舱内,紧张的空气一扫而光,飞行员们一个个喜上眉梢。

  徐柏龄立即向北京报告,飞机将按原计划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当飞机进入“上海走廊”时,天气却再次变坏了,能见度由1000多米下降到800米。飞机到达上海上空时,地面塔台又传来了坏消息——天气继续恶化。

  驾驶舱内又恢复了寂静。大家都双眉紧锁,默默无语。

  见此情景,徐柏龄鼓励机组人员,提醒大家“要全神贯注,认真操作,主动配合,确保安全。”

  由于地面能见度较低,飞机落地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机场盲降系统。但是虹桥机场的盲降系统工作很不稳定,以致机上仪表指示左右摆动,给飞机降落带来很大困难。虽然着陆雷达指挥主动、准确,但当飞机降落时,仍偏左约有一个跑道,左座机长陆洪明开始压杆修正,因修正量偏大,在飞机惯性的作用下,飞机又偏到了右边线。专机在上海的“重飞”跑道在我们眼前变得越来越清晰了。

  “怎么办?”徐柏龄征求大家意见。

  “复飞!”机组同志异口同声说。“安全第一”是他们的宗旨,在任何时候不能存丝毫的侥幸心理。这一点,早已在每个人心中扎下了根。他当即表示同意,并帮助加大油门至起飞功率,飞机昂首冲向蓝天。当飞机重又盘旋在上海上空时,有的同志建议直飞东京。但他考虑,如果把美国领航人员丢下,一旦安克雷奇机场天气也不好,夜航要去美国其他机场备降,手中又没有资料,安全难以保证。上次降落失败,虽有技术原因,更主要是心理紧张所致。

  于是徐柏龄决定,依然按原计划在上海机场降落。当飞机在三边平直飞行时,徐柏龄与陆洪明调换位置,自己在左座亲自操作。四边——五边——减速——下降。机组全体同志相互配合,沉着冷静,精心操作,飞机终于安全平稳地降落在虹桥机场。

  顿时,客舱内响起热烈的掌声。小平同志高兴地笑了。在机场迎候小平同志的上海市领导也笑了,赞不绝口。

  据事后机场工作人员报告,机场盲降系统之所以工作不稳定,是因为当时航向台上有一只鸟干扰盲降仪表指示,使飞机不能准确地对准跑道,导致第一次降落失败。

  专机加油后,天气仍未好转,能见度下降到仅300米,正常航班在这种天气条件下是不允许飞行的。上级领导考虑到这次任务特殊,特批同意专机起飞。机组全体成员一起仔细周密地研究了特殊处置措施,并决定仍由徐柏龄在左座亲自驾驶。徐柏龄深感责任重大。众所周知,飞行过程中最容易出事故的环节是起飞和降落阶段。在如此恶劣的天气状况下驾机起飞,飞行员不仅需要有过硬的技术水平,还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尽管徐柏龄坚信自己完全有能力完成好这次任务,但一想到这是邓小平的专机,而且执行的又是如此重要的政治任务,心中仍不免有些紧张。他默默叮嘱自己: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一定要沉着,要冷静,不要考虑太多,就把它作为一次普通的飞行,集中精力准确完成每个技术动作。为此,他特意到机场上认真观察了一下,决定借助跑道中线灯来保持方向。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徐柏龄平静地坐在驾驶舱内,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随着塔台指挥员一声令下,他启动飞机发动机,飞机缓缓从停机坪滑向跑道。往常一眼就可以望到头的跑道,今天似乎短小了许多。他丝毫不敢大意,双手紧握操纵杆,目光密切注视眼前的跑道中线灯。飞机逐渐加速,50米、100米、200米……当仪表显示已达到起飞功率时,他果断地一拉操纵杆,飞机突破层层云雾的包围,冲向蓝天,安全地升入高空。

  从驾驶舱望去,广阔的天空和蔚蓝的大海向专机组敞开了胸怀,在视力所及的远方浑然交汇在一起,在朵朵白云的点缀下令人心旷神怡。虽然景色迷人,但专机组却无暇欣赏。大家都想方设法采取各种措施,力图把在北京延误的时间抢回来,争取使邓小平按预定时间抵达华盛顿。

  领航员龚道明、报务员王今亮等同志更是用心,千方百计寻找理想的高度层,争取更有利的飞行速度。遗憾的是,这一天高空顺风很小,有的航段还遇到逆风,加上安克雷奇下了中雪,飞机除雪又耽误了不少时间。虽然大家竭尽全力,仍晚了一小时三十分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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